第十六章
A银行孝天市分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在孝北县如期召开。
总体上比较顺利，细节上还是出了一点纰漏：发放纪念品时，把列席会议的孝北县公安局和花园镇派出所的人员漏掉了。
散会晚宴结束，送走所有的客人之后，赵国栋把王加林和余丰新叫到行长室，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通，责问他们，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参会人员为什么没有纪念品？
王加林和余丰新面面相觑，被问得白眼直翻。
纪念品的数量、鞋子的规格和尺码是保卫股负责统计的，运动鞋是信贷股姚丽琴负责买回的，办公室仅仅是根据保卫股提供的名单负责发放而已，又怎么知道哪些人有纪念品，哪些人没有纪念品？
嘿，办公室是这次会议的牵头主办部门，出了问题，行长拿你们是问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听赵国栋发完脾气，余丰新慢慢皱起眉头。
“咝……”他像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不对呀！叶卫国从我这里领走了四双鞋子，怎么会没有公安局的呢？县公安局来了两个人，治安大队队长和消防大队队长，镇派出所就来了一个所长，总共三个人，加上叶卫国本人的，正好是四双鞋呀！”
“你记性倒不错，他领走了四双鞋。四双鞋是按你说的人员发放的吗？”赵国栋反唇相讥，“他们保卫股四个人凭什么每人能领一双新鞋子？支行请来的尊贵的客人反而没有！办公室是怎么统筹的？你们两个主任是么样当的？”
原来，叶卫国提供的“保卫股四双”，是指他、宋司机和两个经警，并不包括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三位客人。
余丰新于是怒气冲冲地退出行长室，到保卫股去找叶卫国。
叶卫国被叫来之后，面带微笑，露出一脸的无辜：“我以为会议工作人员都有纪念品呢！他们几个人为了统计名单和尺码，电话都打破了。这次召开的又是安全保卫工作会议，我造表时就把他们三个人算在里面了。”
“那我们不是工作人员吗？王主任不是工作人员吗？”余丰新越发怒火中烧，“办公室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服务工作，你造表时怎么没有统计在内？”
“我以为你们自己会安排呢！”叶卫国嘻皮笑脸地狡辩道，“如果行领导觉得不该给他们三个人发鞋，我让他们退出来就行了。不过，他们都穿过了，可能有点儿脏。”
叶卫国说的不假，赵国栋正是看到保卫股每人都穿着新运动鞋，才感觉不舒服的。
这种人，简直就是流氓和无赖嘛！
赵国栋没有马上表态，坐在转椅上生了好半天的闷气。如果让宋司机和两名经警退鞋，恶人就是他赵国栋了。何况穿过的鞋子退回来之后，也没有办法给别人。
三个中层干部都低垂着头，等待着行长发落。
赵国栋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，掏出打火机点燃，接连不断地吸了几口，愤怒的情绪这才有所平息。好半天，他才用和缓的语气发表意见：“已经发出去的鞋就算了，收回来搞得大家面子上都难堪。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鞋子重新去买，包括三个领导和两个司机。他们是来了两辆车吧？”
叶卫国和余丰新同时点点头。
“至于会议工作人员，大家为了把这次会议组织好，的确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累，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比较好，会议召开得很成功。保卫股的同志们平时起早贪黑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也很辛苦。”赵国栋的态度开始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，由批评转向表扬，显然是想自己给自己台阶下，顺水推舟做个好人，“这样吧，参与会议组织工作的王主任、余主任和姚丽琴，每人也领一份纪念品，其他的人员就算了。再去买八双鞋子，由余主任负责经办，尽快把公安局和派出所的给他们送过去！”
这样的处理方式和结果，王加林肯定是不满意的。他觉得既不合理，也不公平。但赵国栋就是这样的能力和水平，他也无可奈何。
为了组织召开好这次安全保卫工作会议，他不知操了多少心、费了多少力、加了多少班、熬了多少夜，领一份纪念品，丝毫也不过分。余丰新同样忙前忙后，也受之无愧。但姚丽琴凭什么也有？
姚丽琴就是负责联系采购，鞋子是商家开着车子送过来的。她从中不知吃了多少回扣，还另外得一双鞋子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
还有，保卫股的三名员工就是统计了一下人数和鞋子的尺码，每人都领到了运动鞋，而办公室的胡蓉、袁萍、秦司机、唐司机和水电工，做的工作比他们要多得多，为什么反而没有？
这些话，王加林只能烂在肚子里。
并非他不愿意为办公室的兄弟姐妹们据理力争，而是他心里非常明白，说了等于放屁，甚至连放屁都不如。放屁还能闻到臭味，他说出来不会产生任何效果。赵国栋绝对不会采纳他的建议，更不会改变已经做出的错误决定。
一年多的相处，他对赵国栋的脾气、习性和为人了如指掌。如同医院里的透视设备，他能看清赵国栋的五脏六腑，乃至骨头的构架和血脉的分布。
那么，在王加林眼里，赵国栋又是么样一个人呢？
观其外貌，赵国栋算得上一表人材。一米七八的身高，满头自然卷曲的黑发，浓眉大眼，络腮胡子，基本可以划入美男子的范畴。
这一点我们能够想象得到。不然的话，年轻漂亮的姚丽琴也不会投入他的怀抱。尽管姚丽琴在**方面如饥似渴，也不是说随便哪个男人都能上的。
赵国栋脾气不温不火。走路慢腾腾的，似乎害怕踩死了蚂蚁，通常情况下很难听见他的脚步声。说话也是慢条斯理，不急不燥地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。哪怕是与人争吵和辩论，他也只是红着脸、淌着汗，弯着脖子，摇晃着脑袋，声音并不会明显放大，语速也不会明显加快。
缺乏阳刚之气——这是他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。
因为中专毕业后一直在银行机关工作，养尊处优，安于现状，满足于能够应付手头的工作，懒得去为未来的发展强筋壮骨、学习充电，所以，知识水平最近二十年一直维持原状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。虽说拿到了党校的大专文凭，但地球人都知道，那只是花钱买来的，耗时间混来的，实际上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
改革的浪潮鬼使神差地把他推到了支行行长的位子上，虽说大喜过望，但他更多的时候还是惶恐不安。担心自己做不好，或者说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。他没有在银行县级支行工作的经历，更别说担任支行的一把手。
上任之初，赵国栋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副行长身上，指望他们出谋划策，提出真知灼见，但几位副行长又都恪守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的古训，从不轻易阐明自己的主张，目光都集中在赵国栋身上，等待着他出政策、拿方案、发指示、提要求。
结果，支行的一号文件好长时间都制定不出来。
直等到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之后，办公室主任王加林才结合市分行会议精神，闭门造车，勉强弄出来个年度工作计划。
赵国栋平时按部就班，得过且过地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。市分行来了文件，布置工作任务了，他就开始忙乱一阵。围绕如何完成市分行下达的任务，临时抱佛脚，目标也就是在系统内排名不摆尾，争取不挨批评。正如市分行行长何志雄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，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，没有什么新动作，没出台什么新举措，没发生什么新变化，基本上是“穿新鞋，走老路”。
由于遇事找不到方法，经常拿不定主意，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。行长办公会、行领导碰头会、行务会、干部大会、职工大会、职工代表会议、各种专题工作会议，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。
在他看来，既然成立了支行，就要有个支行的样儿，连会议都不开，还叫什么支行？也只有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，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。一个领导，不出席各种会议，不通过会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，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，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、显示自己的权威？再说，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嘛！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也能广泛吸取意见，集中大家的才能和智慧，推动支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。
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，赵国栋都点名要求王加林参加，有时是出席，有时是列席，阵阵不离穆桂英。
办公室主任嘛，就必须做好各类会议的组织、管理和善后工作。下达会议通知，准备会议材料，安排布置会场，做好会议纪录，整理会议纪要，督办议定事项……只要开会，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，就落在了王加林身上。
说实话，一听说要支行要开会，我们的加林主任就胆颤心惊、叫苦不迭，可行领导乐此不疲，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
事实上，很多会议是可开可不开的。非常简单的一件或几件事情，甚至是布置一个临时工作任务，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问题，就能够得到解决，但赵国栋非要正儿八经地开个会不可。
每次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，特别是开行长办公会和行领导碰头会的时候，那种拖沓的作风和沉闷的气氛，常常叫王加林难以忍受。
其实，行领导也就四个人，每人谈谈自己分管的工作，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，大家说个意见，最后一把手拍板。应该是比较简单的，几十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就足够了。但实际情况是，每次行领导在一起开会，都如跑马拉松一般，少则两三个小时，多则半天，甚至一整天。
到了开会的时间，大家端着自己的茶杯到会议室，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。见面后，互相敬烟，评论着哪个牌子的香烟好抽，哪个牌子白酒“水货”比较多。人到齐后，赵国栋宣布“开会了”，提出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再就是轮流发言。
由于会前没有通气，大家没什么准备，发言都是信口开河，脚踩西瓜皮——滑到哪里是哪里。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，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，大家又突然间哑巴了。抽烟的抽烟，喝茶的喝茶，看报的看报，或者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地望着窗外的天空。
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，也好半天不发一言。
这种时候，王加林往往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，度日如年般难受。也不知是因为确实拿不出好的意见，还是思想上存在什么顾虑，领导们怎么都是这般水平这般作风！
有时赵国栋一个一个地点将，逼着副职们“说说”，大家便哼哼哈哈，先是正着说过去，接着反着说过来。说来说去，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，最后还是等于没说。
赵国栋也是个没有主见的人，一会儿肯定这个方案，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提法。模棱两可，摇摆不定，似是而非，总结发言仍然让人觉得云里雾里。
会议结束的时候，赵国栋每次都忘不了强调：“散会后呢，办公室整个纪要，发个文件。”
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，王加林开始质疑支行领导班子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。他觉得在这帮人的带领下，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，不可能创造什么“明日的辉煌”。
每次整理会议纪要，王加林都感到非常为难：会议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决议，没有拿出明确意见，让他怎么写呀！
为了交差，可怜的加林主任只能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，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，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，甚至把行领导都没有提到的想法——完全是他个人的观点，也写进会议纪要里。
这种胡编乱造、偷天换日之举，居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顺利过关，有时甚至能够得到赵国栋的赞赏和表扬。
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，王加林常常忍不住暗地发笑。这是会议纪要吗？完全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对全行提出的工作意见和要求。
作为行长，赵国栋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。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，制订规划，明确目标，拟定措施，带领干部员工去改变支行的落后面貌，但他却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，甚至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这些问题。他总是标榜自己“抓大不放小”，事实上，他很少能够抓到“大”，不善于抓主要矛盾，或者说，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，哪些是一般性事务，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纠结于那些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。
支行机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时，事情千头万绪，赵国栋关注的重心却是银行大院的公共厕所。
他说，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，一个单位管理得好坏与否，看看这个单位的公共厕所就知道了。基于这种认识，在支行公厕修建期间，他一天几趟地往厕所工地上跑，甚至拿一把椅子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，如同一个认真负责的监理人员。搞得支行的干部员工都戏称他是“厕所行长”。
厕所修建完成后，看上去其实很普通。女厕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几个档位，男厕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“L”型小便池，连洗手的水池都没有。
赵行长对单位厕所如此关心，抓小事还算可以。那么，大事呢？比方说，支行机构设置和营业网点的布局。
关于支行营业办公大楼装修和新职工宿舍楼建设的是是非非，我们已经说了许多。撇开这两项工程引出的支行领导班子“塌方式”腐败不谈，仅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固守老城区、忽视新老区的发展战略来看，失误是显而易见的。
既然孝北县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是“维持老城区，开发新城区”，A银行就应该顺势而为，和B银行、C银行、D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，把机构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心，转向新城区，建立新的地脉、人脉关系和客户服务网络。可是，赵国栋却采纳了钱仲元等人的意见，把新城区最好的地皮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，守着把被花园汽车站遗弃的一栋老楼和几亩土地，精耕细作，沾沾自喜，自得其乐。
不错，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一度是花园镇最气派的，新职工宿舍楼一度是孝北县最漂亮的，但这种比较优势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。仅仅过了几个月，当B银行、C银行、D银行在新城区修建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、竣工启用的时候，A银行在孝北县的营业办公和生活环境就成了金融系统最差的。这还是次要的，由于与新城区县政府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距离较远，沟通交流不是很方便，A银行失去了大批的优质客户和业务机会。
赵国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鼠目寸光。
由于重新购买的地皮位置太过偏僻，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建设一直没有动工。为了扭转客户大量流失、业务快速下滑的颓势，赵国栋只得再次组织召开行领导碰头会议，研究在京广铁路线以东的新城区租房开办营业网点的事宜，作为前期决策失误的补救措施。
孝北县新城区是在一大片农田和几个村落的基础上开发修建的，基本上都是新单位和新楼房，好地段好门面随处可见，但赵国栋对几位副行长提到的很多租赁房都不满意。他固执己见，偏偏相中了是非之地花香街，坚持要在花香街设立营业网点。
提到孝北县的花香街，我们又得多费点儿时间，说说这条街道的来历和渊源。
孝北县成立不久，非常荣幸地被确定为国家扶贫重点县。
争取到这一“荣誉”，不需要弄虚作假，也不需要掺杂水分，建县之初的主要经济数据都摆在这里：全县国民生产总值——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GDP只有四亿元，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不足一亿元，财政收入只有一千万元。
因为基数小得可怜，县委县政府就提出了“拼搏八年翻三番，建成中等发达县”的奋斗目标。一般情况下，各级政府制定发展规划，都是五年一个周期，契合国家的“多少多少五”规划，为什么孝北县会提出“拼搏八年”呢？
孝北县是1993年成立的，算上建县元年，再过八年就该进入新世纪了。也就是说，县委县政府提的是世纪发展目标。到二十世纪末，全县的GDP要在四亿元的基础上翻三番，达到三十二亿元。
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。没有“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胆识和气魄，是很难提出来的。
很多孝北县人特别是花园镇人都认为这是画饼充饥，是县委县政府领导不切实际地吹牛。正如1958年“大跃进”时期放出的农作物高产“卫星”一样，太离谱了！他们嘲笑县老爷们继承了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的衣钵，也想创造“一个萝卜千斤重，两匹毛驴拉不动”的奇迹。
县委县政府丝毫也不为外界的冷嘲热讽和奇谈怪论所动。为了给全县六十万人民加油打气，还明确了县花、县标、县歌和县庆日。县花是鸡冠花，因为鸡冠花耐旱，无论在多么贫瘠的土地上都能生根，开出灿烂的花朵。县标为金鸡报晓，因为建县时是十二生肖中的鸡年，拟在县城显要位置修建一座金鸡雕像。把县政府正式揭牌的日子确定为县庆日。每年的这一天，全县机关放假，学校停课，举办庆祝活动。县歌歌名为《明天的辉煌》，聘请著名的军人歌手闫维文、李丹阳演唱。
催人奋进、激动人心的县歌，很快就传遍了孝北县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大地。十多米高的县标——纯铜铸造的大公鸡雕像也出现在107国道与洪花路交汇处的环岛中央。
如此红火热闹，让孝北县上上下下都如打了鸡血一般。县政府各部门、各乡镇、各企事业单位都围绕“拼搏八年翻三番”的宏伟目标，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，拿出实现规划的具体工作举措。
孝北县地处大别山南麓、江汉平原北部，地形北高南低，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，澴河居中贯穿南北。总体上属于农业大县，全县有耕地46万亩，林地44万亩，水面10万亩。耕地中的水田每年能收两季稻谷，旱地每年能收一季麦子，插空还能种植棉花、花生、黄豆、芝麻、红薯、甘蔗、玉米、高粱、烟叶、荸荠、莲藕等农作物。
辖属十二个乡镇结合自身特点打造特色产业。邹岗镇主推拳头产品太子米。双峰镇围绕双峰山旅游风景区开发旅游资源，同时做大茶叶产业。小河镇和小悟乡临近革命老区大悟县，多为山地，开展以玉皇李、早蜜桃、银杏、板栗、珍珠菜和中药材为主体的多种经营。水资源比较丰富的乡镇则以水库塘堰养鱼为主，同时建立生态风景区和旅游度假村。一些地域特色不明显的乡镇也尝试着养特种狗、养牛羊猪、养鸡鸭鹅、养毒蛇，养驼鸟……县城所在地花园镇位于平原地带，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全县工业发展的重任。
我们已经知道，历史上花园镇的工业是红火过一阵的，有段时间甚至可以与孝天城叫板。到孝北县成立时，花园镇很多企业都不怎么景气了，有的已经关门停业、破产倒闭。维持生产经营的企业，不到高峰时期的一半，能够写进县政府工作报告、值得县政府领导提及的，只剩下孝北县水泥厂和孝北县牙刷厂。
这两家备受关注的龙头企业开始抢抓机遇，进行技术改造，扩大生产规模。尤其是县牙刷厂，引进了英国制造的先进设备，增加了多条生产流水线，宣称年产量将位居全国首位，雄心勃勃地要做同业老大，打造“中国第一刷”。两家龙头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得到了多家银行的贷款支持，尤其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，几乎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两家企业的身上。但是，振兴全县工业，仅靠这两家企业是远远不够的。
县委县政府于是又出台多项优惠政策，鼓励招商引资，想方设法吸引外地的人才、项目和资金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力度很大，诸如三年免税、用地半价、落户奖励、住房补贴等等，尽管如此，愿意来孝北县投资兴业的单位和个人仍然寥寥无几。
县委副书记安宁赴东部和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考察之后，突发奇思妙想，向县委书记和县长提出了一条别出心裁的建议：在孝北县城新修一条特色街道，专门从事现代服务业，定位为“休闲娱乐一条街”。
他说，眼下全国各地都在招商引资，从投资环境来看，位于中部的孝北县没有什么比较优势，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就必须解放思想，下猛药，出奇招，出奇才能制胜。那些有钱的大老板到一个地方投资兴业，赚钱盈利是一个方面，他们还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，所以，舒适、宽松的环境也很重要。孝北县最大的短板，就是业余文化生活匮乏。看看从孝天城来的360名选调干部，下班之后往往都不知道该去干什么，除了喝酒打麻将，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如果有了“休闲娱乐一条街”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我们要打造一条特色街道来吸引投资者的眼球，让他们愿意来，而且来后还不愿意走。用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，让来投资兴业的老板们“乐不思蜀”，爱上孝北，迷上孝北，扎根孝北，建设孝北。
听完安副书记振振有词的奇谈怪论，书记和县长都看清了他的花花肠子，知道他意欲何为。但是，为了全县经济的繁荣和发展，党政主要负责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认为安宁同志的建议很好，同意把这个议案提交常委会讨论。
经县常委们投票表决，安宁的“金点子”最终获得通过。
很快，孝北县城就诞生了一条新的街道——花香街。
花香街位于京广铁路线与107国道之间，从孝昌县标——金鸡报晓处沿107国道南行500米左右，即是花香街口。街道东西走向，与洪花路平行，长约千米。沿街的建筑全部为三层小楼，风格大同小异。店铺基本上都是歌舞厅、酒吧、茶楼、洗脚屋、沐浴城、按摩院之类的休闲娱乐场所。
为了打造花香街的特色品牌，促进并保持其繁荣兴旺，孝北县政府专门下发文件，成立花香街综合管理办公室（简称花管办），对这条街道实行封闭管理。
花管办工作人员从县工商局、县税务局、县公安局、县城建局、县环保局等职能部门抽调，集中统一办公，全面负责花香街的管理事务。除花管办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人员，未经县政府授权和批准，不得擅自进入花香街执行公务。
县政府出台的这项特殊政策，被人们解读为花香街的“保护伞”。
一时间，花香街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，受到不少投资者和娱乐行业从业人员的青睐。街上的数百间门面房被抢租一空，帅哥美女趋之若鹜。
花香街与其他街道经营的时间明显不同，这里白天门庭冷落，夜晚却歌舞升平。白天走过花香街，街道两边的店面大多关门闭户，即使开了门，也只能看到衣着暴露的美女坐在门口晒太阳。当暮色降临时，街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就开始闪烁，歌声和舞曲开始响起，花香街就热闹起来了。
来这里消费的，基本上都是男士。他们往往是满身酒气地进屋，口齿不清地大喊大叫、吆五喝六。很快就有一大排浓妆艳抹、年轻漂亮的小姐们站到他们面前，供他们挑选。挑中的小姐就会兴高采烈地拥着男士进入包房，唱歌、跳舞、喝酒，打情骂俏，搂搂抱抱。接下来，红男绿女们就不那么安分了，手开始到处瞎摸，嘴开始到处乱啃。最后就水到渠成地找地方做保健，按摩身体，伺机行苟合之事……当然，也有目的性很强的男士，来了就直奔主题，吵着找小姐开房，完事了就走人的。
花香街迅速成为孝北县最红火、最热闹、知名度最高的一条街道。
就像人们谈起澳门就会想到赌博、谈起韩国就会想到美容一样，谈起花香街，大家就心知肚明，知道那是找小姐鬼混的地方。社会上因此还流行着这样一首打油诗：
新县孝北新气象，
公鸡立在路中央。
花香街上人气旺，
都说笑贫不笑娼。
花香街的诞生与走红，对于孝北县人特别是花园镇人来说，是莫大的耻辱。他们听别人一谈起，就觉得脸上无光。
伤风败俗！旧社会也没这么搞过，新中国都四十多年了，怎么能够这样胡作非为？舆论一边倒地批评县委县政府，甚至骂县老爷们想政绩想疯了。如此铤而走险，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！
有人预言，花香街肯定会出事的，叫停和关闭是迟早的事情。眼下的繁华，绝对是兔子的尾巴——长不了。
议论归议论，批评归批评。不少人还是想去花香街走一走，看一看，瞧一瞧，试图揭开花香街的神秘面纱，见识一下花香街的风流韵事。特别是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，谈起花香街，心里就像钻进了毛毛虫，痒痒的，有那么一丝渴望，又有那么一点儿担心和害怕。不过，只要有合适的机会，找得出适当的借口，他们还是会“以身试法”，壮着胆子，放任自流，心甘情愿地“堕落”一回。
花香街的街道上，以及周边的停车场和空地上，经常停满了挂着外地牌照的车辆，有孝天市及辖属县市区的，也有武汉、信阳等周边大中城市的。
看来，花香街的品牌效应已初步显现。
不过，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和谐的声音也时有发生。特别是那些因为自己的男人去花香街鬼混而受到伤害的女人，她们丧失理智地到县政府大院门口跳骂，甚至结伴到那里静坐示威，强烈要求政府出面，把花香街那些臭不要脸的“小婊子”们赶走！
这些“愤怒的小鸟”们最终都会被警察哄走。警察对她们先是和颜悦色地相劝，不行的话，就声色俱厉地强行拉走。
花香街依然轻歌曼舞，红红火火。
就是这么一块颇具争议的是非之地，被赵国栋当成了开办银行营业网点的最佳场所。他的理由是：银行必须跟着金融资源走。哪里金融资源丰富，银行就应该去哪里设立营业机构。
孝北县城目前生意最红火的地方是哪里？人们最愿意花钱、出手最大方的地方是哪里？花香街嘛！不仅本地有钱人愿意去那里消费，还有大批外地人在那里烧钱。花香街一百多个门店，每天的现金流量肯定相当可观。还有那些小姐们，除了按接待客人的提成，还有小费收入，一次少则五十，多则一百甚至几百，她们才是有钱人啊！
结果，A银行在孝北县新城区的第一家营业网点——花香街储蓄所去年国庆节隆重开业。
这也是花香街上唯一的银行机构。
不过，开业之后的业务发展情况不尽如人意，与赵国栋的预期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进驻花香街经营的老板，以及娱乐业从业人员多是外地人，因为行业的特殊性，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比较强。政策宽松时，抓紧机会赚钱；稍有风吹草动，眼看苗头不对，就会拍屁股走人。
虽然在A银行工作人员苦口婆心的宣传推介下，一些老板和小姐到花香街储蓄所开立了存款结算账户，但这些钱都是临时性存放。数额稍微大一点儿，他们就会全部转走，汇给他们的家人，或者转移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账户上。
花香街基本上没有花园镇本地居民，很少有人到这儿来办理储蓄业务。储蓄所又不能办理对公结算和票据业务，机关团体、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从不光临此地。
如今，花香街储蓄所开业已经一年多，各项存款余额还不到一百万元。每天业务量小得可怜，要死不活的。还得七名银行员工耗在这里，死撑着门面。
A银行在孝北县新城区的业务份额不断缩小，很多老客户都流失到了其他银行。
今年初，在市分行的督促下，支行赶紧租用县新华书店的两间门面房，在孝北县新城区开办了另一个营业机构——城东分理处。这才维系了一部分A银行的客户，遏制住了业务份额快速下滑的势头。
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，任何事情都是单位“一把手”说了算。这是A银行各层级普遍存在的弊端。如果选拔任用的“一把手”是个庸才，而且刚愎自用，固执己见，听不进正确的意见和建议，则会给单位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。
王加林算是一个明白人，对于这一点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。
在花香街储蓄所论证阶段，他就产生过质疑。并非他有什么先见之明，而是觉得花香街的老板和小姐们赚的钱不干净。银行不应该依托客户的非法所得拓展业务，更不应该为他们的非法经营提供方便。
可是，他位卑言轻。几个副行长提出的意见，赵国栋都不予采纳，他一个中层干部的建议，自然连半毛钱也不值，赵国栋连理都懒得理会。
遇到这样一位领导，王加林只能自认倒霉。
联想到自己去年为了拿金融宣传奖，还写了《拓荒行长》《创业者的足迹》等好几篇文章为赵国栋歌功颂德，王加林感到脸红。他突然觉得，新闻写作其实是最不靠谱的。说好说坏，全在于作者。编辑就是个摆设，他们至多看看文章的语句是否通顺、结构是否完整、有没有错别字，不可能对新闻价值和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把关。
既然行长冥顽不灵，是个扶不起来的“阿斗”，王加林也就不打算当什么“领导的参谋和助手”，殚精竭虑地为赵国栋卖命了。他更不愿意违心地充当吹鼓手，去写那些溜须拍马、粉饰太平、吹牛胡诌的新闻宣传文章。他决定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。比方，写一点儿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，把一直没有长进的英语捡起来，练习五笔字型打字，学习计算机知识，参加自学考试和函授学习，再拿几个文凭。
学无止境，他总是想着为自己不停地充电。
上次去市教育局查看自学考试分数，王加林得到的是好消息：报考的三门课程全部合格。这就意味着，他将拿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第二个专科文凭。几年前，他拿到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，这次拿到的是法学专业。前不久，王加林还报名参加了武汉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函授学习，马上就要赴武汉参加第一次面授。如果顺利的话，他将在三年之后拿到自己的第三个专科文凭。
看到这儿，肯定有人觉得奇怪：拿到了专科文凭，接着就应该去读本科呀，本科毕业了，再去考研究生。只有这样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，学历才能够提高。王加林是怎么回事呀？就算他拿一百个专科文凭，最高学历还不是专科么？这个道理他都不明白吗？有病吧！
王加林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但他业余自学和参加考试的目的，不仅仅是为了拿文凭。
在牌坊中学当教师时，他教的是语文，又爱好写作，参加自学考试报考的自然是汉语言文学专业。他平时在家里啃书本，每年的四月下旬和十月下旬到孝天参加考试。
历经四年，终于用一大摞单科合格证去换回了一个烫金的专科毕业证书。
紧接着，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，他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段的自学考试。本科考试要求更高，难度也更大，除专业课程外，公共课还要考英语。因此，王加林报考时心里惶惶的，对最终能否毕业，没有一点儿把握。
果不其然，第一次报考的两门课程都不及格。
当时正读本科函授的他老婆方红梅劝他：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自学考试那么难，不如就去搞函授、读电大或者参加进修。只要通过了成人高考，就不愁拿不到文凭。
但那些年，教育部门对教师进修和参加函授、电大学习控制得相当严，每年定员定指标报考，而当时想拿文凭的人，又和现在打麻将的人一样多。
王加林一无关系，二无路子，猴年马月才能轮到他的头上？他只有多花点儿功夫，多下点儿力气，咬着牙参加自学考试了。
正在他为本科考试煎熬的时候，从报纸上看到了国家司法部在全国举行律师资格统考的消息。他的心又活动起来。因为师范时的班主任汤正源的影响，他一直向往从事律师职业。
全国上下当时都在倡导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”，法律服务业方兴未艾，律师职业受人尊重。社会上还传闻律师收入相当高，再加上律师执行职务涉及面广，能够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，对酷爱文学创作的王加林，无疑会大有帮助。他果断决定，停止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段自学考试，全力备考律师资格，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考律师必须学习法律。于是，王加林一打二就，同时报名参加了法学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。
工夫不负有心人。王加林历经两次考试，终于如愿获得了律师资格证书。不过，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任何变化。原以为取得了律师资格，就能够像汤正源一样改行当律师的，但现实远非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两年后，王加林参加A银行孝天市分行的社会招聘，以综合得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收到了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班的录取通知书。因为刚刚到一个新单位工作，加上函授学习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，与银行业务不对口，他放弃了这次取得本科学历的机会。
常言道：隔行如隔山。对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的王加林来说，银行是个全新的领域。不管他文章写得多么好，官司打得多么棒，在别人眼里，还是一个不懂金融的外行。因此，他又起心自学金融专业知识，立志拿一个金融专业的大学文凭。
机会终于在今年八月份出现了。
他从市分行下发的文件中得到这样一条消息：为了帮助全省金融机构培养外汇业务人员，省人民银行与武汉金融学院联合开办国际金融函授班，面向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招生。要求专科以上学历才能报名参加，毕业后颁发国际金融专科文凭。
由于是专科起点的专科，学历得不到提升，大家对这种学习都不怎么感兴趣。整个A银行孝天市分行报名的，只有王加林一个人。
别人觉得这种函授学习无异于浪费时间，而他却如同“瞌睡遇到枕头”一般高兴。
在王加林看来，既然在银行工作，就应该系统地学习金融专业知识，接受专业培训。参加函授班学习，一年还有几次到武汉面授的机会。坐在大学教室里聆听高校老师授课，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，可以了却自己一个心愿。出门面授，还能使他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，放放风、透透气，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，结交一些新朋友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函授学习的费用，按规定可以由单位报销。
这种待遇，是他业余自学十几年从来没有享受过的。
参加自学考试那些年，每次到孝天城，他都得向学校领导请假，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掏腰包。住在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国光旅社，啃烧饼，吃面条，从来舍不得点菜吃米饭。
回想起这些经历，王加林觉得，参加银行系统组织的函授学习，自己赚大发了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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